1927年9月24日，南昌八一起義軍抵潮汕后，汕頭市迅速建立了工農(nóng)政權——革命委員會。由于受到廣東軍閥陳濟棠部隊的攻擊，9月30日潮州失守，汕頭市已失去依托。在敵強我弱的嚴峻形勢下，起義軍主動撤離汕頭，在揭陽炮臺鎮(zhèn)會合，渡過榕江，取道潮陽，開赴海陸豐。起義軍在潮陽駐扎時間不長，但留下了許多令人銘刻于懷的故事。

   　 起義軍撤離汕頭前，中共潮陽地下黨組織根據(jù)上級的指示，及時組織地下黨員骨干，積極做好迎送起義軍通過潮陽縣境的各項工作。地下黨縣委書記林國英親赴關埠鄉(xiāng)，組織發(fā)動群眾為起義軍準備船只，物色船夫挑夫，運送傷病員等有關事項。關埠群眾聽說紅軍來了，興高采烈，地下黨支部編出兒歌：“榕江江水白茫茫，紅軍兄弟是親人，紅軍英勇殺頑敵，白狗個個心膽寒。”村村戶戶忙個不停，為迎接紅軍而群情激奮。

  　  10月1日清晨，曉星未沉，位于關埠榕江南岸的京北渡口，人群濟濟，眾目一齊注視江北岸。當先頭部隊橫渡榕江登岸時，民眾齊聲歡呼，有的幫戰(zhàn)士背包袱，有的端茶送水，幾位學校教師主動當翻譯，把民眾的潮汕話翻譯給戰(zhàn)士們聽。部隊一船一船過江了。這時，登岸的一位身材偉岸的軍人，他是起義軍領導人賀龍軍長，賀軍長接過群眾送來的水，連飲數(shù)口，激動地說：“感謝父老兄弟，我永遠記住榕江兩岸人民火一般的熱情。”當晚，部分起義軍在關埠宿營，福村鄉(xiāng)農(nóng)會領導人幫助起義軍指揮部安置在“永思”祠堂，并派農(nóng)軍隊員陳阿蚊、農(nóng)會干部陳素存等人協(xié)助起義軍司務長購買生活必需品。一些行動不便的傷病員，則由農(nóng)會安置到港底村程厝庵隱蔽下來治療。有的民眾決定騰出自己的房屋讓起義軍睡覺，但起義軍戰(zhàn)士紀律嚴明，不進民宅，那一夜，宿營地長達1.5公里，村里的祠堂、埕頭、榕江江堤都睡滿了起義軍戰(zhàn)士。而起義軍的先頭部隊戰(zhàn)士分別由關埠地下黨員林聲亮、陳茂志帶路，翻越小北山，經(jīng)過赤寮鄉(xiāng)，來到南陽鄉(xiāng)、貴嶼鄉(xiāng)。

  　  起義軍紀律嚴明，處處保護人民的利益，留下至今仍于民間傳頌的故事：起義軍經(jīng)過谷饒鄉(xiāng)東寮村柑園，群眾發(fā)現(xiàn)園地有少量柑皮，但園里柑樹下卻留著銀元和銅錢，顯然是起義軍戰(zhàn)士饑渴采食而留下的。時隔兩天，國民黨的陳銘樞部隊也從柑園經(jīng)過，一片柑果被采食而光，柑叢也被損毀，兩支部隊，一支愛民，一支損民，成了鮮明對比。而在南陽鄉(xiāng)，起義軍的故事同樣感動人民。時值秋涼季節(jié)，當天中午，當人們聽說村外來了紅軍，紛紛前往路邊歡迎，大路兩旁擠滿了男女老幼。10年前，時年100歲高齡的貴嶼鎮(zhèn)坑仔村民郭光植老伯告訴我：聽說紅軍來了，我直奔大路口，只見大隊紅軍衣衫破舊，但神采奕奕。村民煮山茶，拿雞蛋在路邊慰勞紅軍，紅軍喝了山茶微笑致謝，雞蛋則一個不拿。路邊村民郭松茂在賣杏仁茶，一位戰(zhàn)士喝了一杯，松茂不愿收他的錢，戰(zhàn)士硬是塞給松茂一個銅板。一位騎在馬上的紅軍，跳下馬來向大家宣講革命道理，路旁的趙光老師把他的話翻譯成潮汕話，群眾情緒激奮，當場就有幾個青年要求參加紅軍。

   　 紅軍來到貴嶼鄉(xiāng)，住宿在老街的祠堂和廟宇，向民眾宣傳革命道理，播下了革命火種，出現(xiàn)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，銘刻著穿越時空的傳說。當年龍港村有個叫彭紹輝的16歲青年，跟隨起義軍而去，一去杳如黃鶴。1956年秋天，龍港村一位老姆從屋頂廣播中聽到“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彭紹輝”，老人眼含淚花，原來她丈夫的弟弟也叫彭紹輝，當年在貴嶼參加賀龍的隊伍。廣播說的是否自己親人，老人半信半疑，但人海茫茫，尋找親人如同大海撈針，老人家和鄰居當教師的彭成川商量，彭老師說：“上將一定是部隊的大官，信寄到國防部一定能轉到彭紹輝叔手中”，信寄出月余，彭紹輝上將親筆回信來了，信中說：“來信閱悉，彭紹輝同志在革命困難時期參加紅軍，甚表欽佩。我是湖南人，可能與你叔同名同姓，當幫助查找你叔下落。寄上10元，聊表敬意，并祝健康。彭紹輝。”后來，彭紹輝副總長派人多方查找，終于查明廣東潮陽籍的彭紹輝同志已在戰(zhàn)斗中光榮犧牲。戰(zhàn)功卓著的開國上將，百忙中為一位素不相識的老農(nóng)婦復信，千方百計為其尋找親人下落，將軍的高風亮節(jié)傳遍練江兩岸。

   　 賀龍率領的南昌起義軍，在潮陽播下了革命火種，《中共潮陽地方史》記載：“賀龍部隊為潮陽、普寧、惠來三地留下一批武器和軍事人員，賀龍部隊給地方留下的炮兵連長鄧寶珍、賀志中等軍事人員，成為后來創(chuàng)建大南山革命根據(jù)地的骨干。”